朱翊钧这句话就有点让高务实意外了。宣大山西方面没个“坑”里都有“萝卜”,不可能空出一个位置来让高务实顶上去,那么“你去”的意思就只有可能是作为钦差前去主持这件事。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高务实现在身上已经有了一桩差遣了,是去主持山西乡试。
主持乡试这件事在后人看来,其重要性恐怕完全不能和俺答之死相比,其影响就更不用说了。但事实上,在明人看来,主持一省乡试,比做个册封顺义王的钦差要重要得多。
乡试,试场设在各省省城,即布政司衙门所在地,南北直隶的试场分别设在应天、顺天二府,即后世的北京、南京。考试之前,各布政司及二京府均聘请主考官二人、同考官四人。
主考官的职责是出题、审卷、决定录取名单、排定名次并上报礼部,同考官则负责协助出题、审卷。
今年山西乡试的主考官,就是高务实和孙继皋。
这是一个有些意外的安排,因为随着这一安排的出现,乡试的考官任命又发生了一点制度性的变化。
明初的时候,南北两京乡试的主考官规定用翰林官,各省则教官、耆儒兼用。到了景泰三年,定两京乡试考官仍用翰林,但各省考官不再用“耆儒”,只由布政司和按察司会同巡按御史在本省教官中推举五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平日精通文学、持身谦谨者”充任。
这一规定,本意是要考官得人,但考官既由布、按二司与巡按御史推举,而教官本来就职份卑微,对上司的嘱托也就不能不有所关照,有的甚至主动献殷勤,致使考生们意见纷然。于是不断有人建议差京官往各省主考乡试,以杜请托。
于是到了嘉靖七年,世宗采纳大学士张璁的意见,每省派京官或进士二人前往主考,但只行了两科,就因与监考官的礼节纠纷而罢,此后时行时罢,没有一定。
在原本的历史上,直到万历十一年,礼部才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最后定制: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四个读书人较多的省份,由翰林编修、检讨主考,其他省则派六科给事中及礼部主事主考。同考官也要求由进士出身的府推官、知县担任,教官只是“间用”,加以点缀而已。
但是,历史上万历十一年发生的事,现在提前到了万历十年,并且步子走得更大。
仔细想想,倒也并不奇怪,因为历史上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到了次年,朱翊钧开始反攻倒算,同时也把一些他认为该改革的事情提上了日程。后世一提朱翊钧清算张居正,就说他一反新政,其实这种说法明显带有某个时期的政治风气。
事实上,此时的朱翊钧已经在张居正无比严厉甚至无比严苛的帝王教育下,拥有了足够的政治见解,他已经能够自己判断哪些措施是必要的,哪些措施是有问题的。所以当他对张居正的幻想破灭后,他开始通过各种举动来证明:没有你张居正,朕照样能治理好大明!
但是很快,朱翊钧发现现实与他想象中有所不同,文官集团根本不配合他,尤其是国本之争,更是让这种不配合升级成了对立和冲突。
朱翊钧开始试图从他的父祖两代皇帝身上,找到一个好的应对办法,最后他失望的发现,自己无法单纯的模仿自己父亲或者祖父。
他的父亲隆庆帝,素来以仁厚著称,他的治国理念非常简单,正如他临终之时的交待:凡有事难决,问高先生即可。
但自从出了张居正的事——这个平时教导他尊俭朴、去奢靡的帝师,自己竟然奢侈到他这个皇帝根本没法想象的境地——朱翊钧不敢相信那些看起来甚至还不如张居正的臣子们了。
父皇有高先生,谁来做朕的高先生呢?学不了。
那么,学皇祖父?万历又摇了摇头,这位皇爷爷的权术不可谓不高明,可是身后名却是什么呢?世人只记得海瑞那句话: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内外臣工之所知也!
天下之人,都认为你不是一个好皇帝!内外臣工都知道这件事!
海瑞写这道《治安疏》的时候,嘉靖还未“盖棺”,但这句话偏偏就“定论”了!
可见,皇爷爷的权术也学不得,否则迟早自己也要被“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将来自己住进天寿山,怎么跟历代祖宗回话?
朱翊钧有嘉靖一般的聪明,却没有嘉靖那般刚愎自用甚至自私自利,但又不像隆庆那般豁达到能够“以天下累先生”,因此最终他只能选择当鸵鸟——随你们怎么上疏,我认为有必要的事情就处理,我认为没必要的事情就不回话。
后世经常有人说,万历不上朝,不理政,朝廷上下连官员都缺了一大批人,中枢机构几乎陷入停顿。
这就神奇了,中枢机构都陷入了停顿,居然还能打赢三大征?
事实上,中枢缺的那些官,大多都是些科道言官,以及有人没人根本没多大区别的闲官,补上缺,也就是多个人领俸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