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 原因和两税法的推行有很大的关系。
两税法规定了各道和各州的税额但比较简单粗暴就是取大历年间税额最高的那年为基准。盐利也一样既然刘晏辉煌巅峰是整个东南一年六百万贯那以后就是这个标准唐政府是把六百万贯配额给各个盐铁领域的场、院官吏如杭州盐场每年为三十六万贯苏州盐场则是每年一百零五万贯这便是场院官吏们的“盐课”是否能达成或超越这个定额成为考课场院官吏的唯一标准。
既然如此各场院为完成配给来的盐利定额当然要各显神通了这便是所谓的“争课”。
但刘晏后盐课实则很难再达到六百万贯。
为什么？很简单钱荒是一个重要因素而布帛的降价是另外个重要因素。
如今的皇帝即位后唐帝国大部分地方都从战争创伤里纷纷恢复米粮连年丰稔布帛织造也稳步回升人户数量同样不断孳生：米价越来越便宜布帛也是一样的。
这一两年江淮东南的布帛一匹中等质量的实际只需一贯钱了。
可盐商依旧按照昔日的“一匹布帛四贯钱”的价格从官府手中榷盐再加上虚估法的优惠利用差价大肆获利。
简言之盐商卖出的布帛是一匹四贯（虚）交到朝廷手里就原形毕露是一匹一贯（实）一虚一实间导致盐利严重缩水。
那么巡院和盐场取消虚估法要求实际市价来向盐商卖盐可以不可以呢？
答案是不可以因为这样会让盐商觉得无利可图一旦无利可图他们就不会再来榷盐了这样官府的亭和场晒出再多的盐也没任何用处：盐只有通过商人采购后再卖给百姓食用才能产生利润。
盐商不来的话对于盐铁官吏来说便无法完成“盐课”那么等待他们的非但不会是升官进爵反倒会是来自朝廷的严厉责罚。
所以这时博弈的主动权便不在官吏手里而转而握在盐商手里。
最早盐铁机构想出的办法就是加榷价皇帝在对河朔方镇发动战争时曾把盐的榷价从每斗一百一十文加到二百文希望以此来搜刮更多利润。
可现实狠狠打了他们的脸盐的榷价上涨市价也必然会随之上涨（涨为每斗三百文乃至更高）总之负担最终还是要转嫁到百姓身上然而神奇的是盐价在短期内暴涨后很快就重新下降了：百姓在高物价前会自动降低欲望这是古今不变的真理百姓吃盐“佛系”起来要不菜饭吃得淡要不索性买私盐盐的价钱在触碰到天花板后只能回落了下来。
这样盐铁机构还是完成不了“六百万贯”的定额。
最后在包佶当汴东转运使时又想出个办法来这便是陆贽所说的“以轻货广虚数”。包佶把盐的榷价再涨到了一斗三百五十文但根本不可能卖出这些钱这些数字不过是欺罔上级而已以图完成盐课罢了。实际情况是包佶和盐商达成默契：盐商除去布帛外拿出更多的“轻货”来榷盐也就是摆在皇帝面前的玳瑁、漆器、瓷器等杂七杂八的玩意儿在账簿上把这些轻货的价钱故意抬得高高的直到拼凑够六百万贯的数目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