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牧司也很苦，要在内地养马，用的又是传统养马法，理所当然地引来地方亲民官和老百姓们的抵触。
最关键的，群牧司的官员们，坐拥如此广大的丰美土地资源，养出马来是国家的，种出粮来是自己的，所以种地它不更香吗？
于是在他们的上奏里边，官地被私分了，人浮于事，官马场的地都在账簿上，其实大部分都被民田给侵占，地方官员和老百姓也不配合，结果牧地农地根本分不清楚，没办法好好养马，臣等尽力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关西、河北、河东虽然都有马监，但出栏数量却少得可怜。
以同州沙苑监为例，牧场九千余顷，岁耗四十万贯，但养马只有六千多，岁出栏最低时，竟然只有四十余匹！
若非马政如此不堪，王安石也不会下决心搞保马法——变卖马场，改由民间来养马，政府有养马补贴，成马政府统一回购。
结果搞得农耕地区怨声载道——一匹马，“废水草丰茂处五十亩”，这么高的土地占用率，死了还得赔，这样还养，这特么不是失心疯了吗？
官府拿着牧马地种粮，我们为什么不行？承包原本官马场的土地之后，当然是种粮为主，至于养马……呵呵别闹！待俺们吃饱肚子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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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大宋马监和民间出栏的马匹，经过挑拣后，最多只有六分之一能成为可骑乘的坐骑，剩下的虽然仍算是军马，但其实只能充做邮传驿马之用。
就像蔡确上给赵顼奏章里说的那样，“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至五年，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馀仅足配邮传”。
南方就更加不堪。
福建沿海，泉州、福州、兴化军的外岛上，有十一个牧场。但这些马被称为洲屿马，不堪具装，只能做驿马；
而华南，两广出马，加上大宋同西南夷和大理国交易的马匹，也大多驽骀下乘，肩高能达到四尺二寸这个大宋战马最低标准的，百中仅有一二。
这种马被称为羁縻马——大宋朝廷购买这些马匹，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为了收人心，羁縻西南夷。
至于从青唐藩人买来的高原马，从青藏高原下来后容易生病，也不适合平原作战。
所以，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指望靠私人承包责任制，就能源源不断的喂养出海量的战马，是纯扯淡。
于是宋境内几乎出现了一种共识，就是宋朝养马，具备先天的弱势——“冀北、燕、代，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
真正上好的能大批供给战马的养马地，只能是东北和西北。
从北到南，从西到东，马种质量依次降低。
即所谓“蓟北之野”，“甘凉河套”，必得“高寒之地，有长山大谷，美草甘泉，旷地千里，而诸畜繁孳也。”
汉唐皆是拥有了这两片土地，才能组建起大规模的骑兵部队。
但大宋立国后，这两块地方，一个早已被契丹人夺取，而另一个，则在党项人手中。虽然每一代皇帝都鼓励全国各地养马，但成果寥寥。
江南气候不宜养马，比如饶州孳生监，熙宁年间“所蓄牝牡马五百六十二，而毙者三百十有五，驹之成者二十有七”。
数年之中，将五百六十二匹马，养成了不足三百匹，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
因此便有人以此为据，认为“非本性所宜，例生诸病，因致传染。”
一匹马得病，一月之内就会感染一群，造成大量死亡。
然而这些说到底还是技术问题，群牧司，还存在一个严重的弊病——它近十年来压根就没怎么管理过马政，人家现在充当着发改委的职能！
当年王安石第一次入京，就领了群牧司的职衔，之后一直在那里发挥着改革先锋的作用。
后来吕惠卿到了司农寺，于是群牧司和司农寺，成了制定新法的地方。
里边的人员，也都是心怀天下的大人物，天文地理道德文章，什么都懂，只除了养马和种地。
名实不副，同样很大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