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斌，你来做一助。本地医院的医生在吗？”
“器械都拿出来试一下。”
“手术台调高一点，给余媛多拿几条踩脚凳准备着。”
凌然的命令一条条的发出，主要是针对手术室的。
做飞刀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从小的方面来说，做飞刀等于主动降低了自己的容错率，或者说，增加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在本医院内的正常手术，出现正常的疏漏，虽然也很麻烦，但补救的措施和渠道是相对较多的。飞刀则不同，许多时候，做飞刀的医生就是最后责任人了。
就中间的难度来说，但凡做飞刀的医生，独立的完成手术是必须的，能够部分或者独立的完成补救手术，也是必须的。
而最大的难度，则是适应不同的医院和环境，尤其要适应不同医院的人员。
大部分的医生不能去飞刀，都是难在了最后阶段。尤其是要适应人员，并不是那么轻松的。自己科室的小医生想骂就骂，哪怕骂成狗都得汪汪的继续做手术。但在别人家医院，你就摸不准对方是什么脾气了。
所以，一般的医生飞刀，一方面要去熟悉的医院，另一方面，还要去自己辐射范围内的医院。这也是为什么京城的医生飞刀最多，而沪市的医生则往往局限于东南沿海地区飞刀。在这其中，权力也变成了颇为重要的一环。
然而，来到国外做飞刀，所有来自于国内的权力都是很难发挥作用的，对医生的技术和适应力，更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像是很多类似的国际医生那样，凌然出行都是直接带团队，就是为了将配合间的因素降低。
国内的飞刀医生类似他这样干的是极少的，一方面是组织起来费力，最重要的一点，是大部分的飞刀医生都不愿意分钱给底下的小医生。
凌然也是飞刀价格足够高，每次的手术数量足够多，又没有充分的动力提高飞刀价格，才对团队成本无感的。换成是普通一点的飞刀医生，一次飞刀的价格就是大几千，或者初过万的标准，加上往来的高铁或者机票，另一方单次手术需要负担的成本不超过一万五千元。
就算每趟做上两三台手术，对于一周飞刀一次的高年资医生来说，也是善财难舍。
带一个团队说贵不贵，但若是算上往来的交通和食宿，再加上三五不时的奖金等费用，那还不如去当地医院找人配合呢，毕竟是不花钱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能带着团队出来做飞刀的，也可以说是无弱者了。
昌西省境内的医院，会被凌然当做后花园，团队的价值也不容忽视。随便哪一个医院的肝胆科主任，只要见到或者听说凌然是带着四人团五人团出现的，那就像是车友看到法拉利，嫖友看到一字马，表友看到理查德米勒，总得正眼瞅一瞅人家的。
曼谷医院里大大小小的医生，如今也不得不正眼看着凌然，各自神态凝重。
“将近3000例的肝切除手术？”
“应该不可能是造假了，我询问了几个朋友，都有提到中国的凌。”
“他自己还有开发一种变异的术式，专门针对高龄的早期癌症的。”
“还很年轻吧，还是亚洲人看不出年龄来？”
“听说不到30岁！”
几名医生低声说着话，也没有特别避讳的意思。
本来就是互不统属的关系，尤其是竞争主刀失败以后，众人留下来的理由，无非就是想看看凌然的技术，若有可能的话，再一起吐槽吐槽，另外，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大家还等着病人家属结账呢。
病人家属也只是站着听，他们拖着不结账，一方面是想让过来的医生做备胎，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存着一些获取信息的需求。
今天的手术对家属虽然是开放的，但就算摄像头的角度再好，家属该看不懂的地方，一样是看不懂的，那唯一的办法，也就是希望在场的医生，能提出相左的意见了。
对决策者来说，意见正确不正确是一回事，能多点信息和选择空间，还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随着手术的进行，外行人想象中的意见并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