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街村的天，是晴朗的天，天上吊着朵朵白云，像是几大团棉花。
这里房子的屋顶都是黑色的，烟囱也并不高，却总让人担心烟囱里喷出的黑色固体颗粒，会把白云给染黑。
房子常被大大小小大肠一样的胡同缠着，说是胡同，其实就是两个院墙结合而成的产物，这年头虽然还是过青菜豆腐日子，但泥巴打的院墙已经少之又少了，不过还没有绝迹。
老黄年轻的时候就是西街村里的风流人物，虽然其生性并不风流，但是老黄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又当过“教书先生”，尽管是半路出家的和尚，但在街坊四邻眼里，他总能干出点惊天动地的事，在现在看来也就是屁大点事。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揭不开锅，后来渐渐能扒上了碗边儿，大家伙都一窝蜂地搞生产，也是，农民不就是指望着一亩三分地吃饭的么，尽管谁都不喜欢跟在牛屁股后。
村里人都赶浪头地种植各种农作物，唯独老黄不怎么上心，说村里人都眼皮子浅，只会盯着自个的鼻子尖儿，而他就一门心思栽培自己家里的“独苗”——大黄。
大黄这个孩子，真的是一棵好苗子，孺子可教也，至少在老黄眼里是一棵好苗子，他具有家狗的听话和黄牛的老实。
在大黄初中快毕业的时候，老黄说，你别打算上高中了，大黄听了，就不上高中了；老黄又说，你去上师范吧，大黄听了，就打算去上师范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后来，大黄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师范，毕业后，端上了铁饭碗，吃起了商品粮，惹得全村人眼红，老黄终于长出一口气，大黄也可以“子承父业”了。
大黄是二十二结的婚，至于为什么是二十二，而不是二十三，倒是没有什么黄道吉日之说，反正是老黄的旨意，这在当时西街村里可算得上爆炸性新闻了，因为别的男人二十二，儿子都会满地跑了。
大黄的媳妇是“下嫁”过来的，对，从镇上嫁到乡下，可不就是下嫁么，这闺女也是教书的，也是个肚里有墨水的人，虽然这墨水不多，但终究是个文化人。
老黄就是看中了这点，可又不是他娶媳妇，是他儿子娶媳妇，可能大黄也喜欢这样的女子呢，“花对花，柳对柳”，不对，在老黄的字典里就没有“可能”二字，那是“必须的”。
大黄媳妇刚进门的时候，真的是吃不住，衣食住行都不习惯，可闺女到底是知识分子，也不是那种“放屁怕闪了腰”的千金大小姐，难伺候得很，后来也就认命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呗。
后来，大黄媳妇怀上了孩子，大黄要当爹了，老黄要当爷爷了，老黄比大黄还高兴呢，嘴巴一天到晚咧得跟裤腰似的，怀大黄的时候都没见老黄这么高兴。
离大黄媳妇临盆差不多还有五个月，老黄就开始琢磨孙子名字的事了，名字很重要的，你说要是稀里糊涂起个村头“狗粪”大爷那样的名字可咋整呢。
每次见了村头“狗粪”大爷，大黄都不知所措，你说不打招呼吧，显得没礼貌；打招呼吧，你喊“狗粪”大爷，这不是骂人么？
大黄知道老黄给孙子起名字，顿时就慌了神，自己的名字就是他起的，老黄苦思冥想地想了大半年，换了好多名字都觉得不中听，最后愣是叫“大黄”。邻居“胖婶”还半开玩笑地说，她家养的狗就叫“大黄”。
老黄知道了，怒发冲冠，气得鼻子都歪了，第二天就不知从哪儿牵了条母狗回家，取名“胖婶”。胖婶知道了，气不打一处来，她可不是个善茬儿，每次见了老黄都翻白眼，恨得牙痒痒。
大黄跟媳妇说起了起名字这事，媳妇知道了也把心提到嗓子眼儿，公公叫“老黄”，给自己儿子起名“大黄”，照这样推理下去，十有八、九给孙子起名叫“小黄”，这算是什么名字，夫妻俩都是文化人，怎么能起这样让人笑掉大牙的名字呢。
她想让丈夫去找公公说道，可大黄打从娘胎里爬出来就怕老黄，从来都是“叫打狗，不敢骂鸡”，在老黄面前，不是“连个屁都不敢放”，而是“八杠子打不出个屁来”，所以敢怒不敢言。
大黄认怂，可大黄媳妇不乐意，软磨硬泡要丈夫去找公公说道，最后使出“杀手锏”，说要是不答应就回娘家。要么说“女人是枕头边的风”，大黄也只有牙一咬，心一横，第二天就去找老黄了。
老黄听儿子在那里含着骨头露着肉地嘟囔了半天，自己都抽了半盒烟了，也不知所云，就发话了，“大黄，你平时跟学生们讲课都这样啊，再这样婆婆妈妈的，小心你丢饭碗，你爹我颜面扫地，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回去吧，我孙子的名字一定不同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