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一切发生的数日之前，我与莉莉第一次在首都市中心某处见面。
第一次采访期间，我与她谈论了莉莉在福利院的童年和黑色情人节。两天后，我与莉莉第二次见面。她在我对面坐下的那一刻，我感觉奇怪地不自在，仿佛有什么将要发生。
“先生，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些事。”这是莉莉的开场白。
我和莉莉更早之前因为一个偶然在市内相遇，她那时得知我对于对数月前莱辛教官坠亡案有兴趣。直到现在我都无法解释为什么，但第一次看到那条新闻的时候，一阵恶寒蹿上了我的右边手臂。而当6月初的那个午后，莉莉平静地说出下一句话时，我感觉到了命定般的恶意：
“四个多月前死去的斯坦教官是我的指导教官。”
那天的谈话让我得知了远超我预期和想象的事。其中并不包括斯坦的死亡真相。但莉莉吐露的一切还是令我失眠了。我告诉自己，在动笔之前，必须再继续找别的相关人士查证核实。
两天后（也就是6月6日）早晨，我被片刻不停的消息声惊醒。点开送到《先驱报》公共邮箱中的那段视频之后，我感到有必要将这篇报道尽快写出来。
04
斯坦尼斯拉夫·斯坦是莉莉的第三任指导教官。
在黑色情人节之后的改造营体系之中，指导教官与学员每周日进行面谈，学员总结一周心得，教官则评估学员的“进展”。原则上，改造营方面鼓励教官和学员建立信任关系。教员必须遵循行为准则，教员与学员任何形式的亲密关系都是严重违规。如果有违反行为，学员可以向纪律管理委员会申诉。如果学员对教员不满，同样可以发起申诉并申请调换教官人选。莉莉前两次调换教官就是走的这个流程。
但由于教官掌控学员的表现评分、决定学员是否能够进入毕业流程，教员在学员面前事实上拥有几近绝对的权威。一旦纪律管理委员会不受理学员的申诉，学员就等同被困在同一名教员管辖下。不合理制度的漏洞成为犯罪的温床。
第一次见到斯坦，莉莉觉得他“还行”。那时莉莉已然被视作屡教不改的问题少女，看上去会在莱辛待到十八岁成年，那之后被送入管制更为严格的战犯收容设施。但斯坦与此前的两任教官不同，他单腿有轰炸留下的伤，内敛寡言，但对她很和气。斯坦没有和其他教员一样居高临下地训斥教育莉莉，而是鼓励她到办公室聊天。莉莉承认被长久孤立后，她偶尔会渴望有个能够心平气和交谈的对象。一次交谈之后，就有了第二次和之后的更多次。
那些看起来无害的闲谈中，令莉莉印象深刻的是斯坦的办公桌上有许多纸质书。那在战后颇为稀罕。斯坦注意到，便开始鼓励并指导她阅读。如果不是战争，斯坦也许有机会进入大学教书。至少斯坦如此声称。
现存开放的政府档案中几乎没有关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坦的资料。他的家乡似乎在南方，但在丑闻曝光之后，即便将南方翻了个遍，媒体同僚们也没能找到斯坦这个人真的存在过的证据。帝国吞并南方诸多政权的战役是帝政初期最血腥的一笔，那时不计其数的南方居民逃亡北上，南方政府投降前，内部主张抵抗到底的鹰派摧毁了基础设施，个人信息和资料随之遗失泰半。斯坦似乎还有个相依为命的姐姐，但她在帝国军入侵时遭到侵犯，发现怀孕后自尽。但这也是无法查证的说法。
莉莉逐渐对斯坦放下心防。她考虑过重新回去修满课程、好好考试毕业。但信赖招来的是噩梦。“他恨帝国的一切，以它对待他姐姐的方式对待我、惩罚我，以此复仇。”描述斯坦所作所为的时候，莉莉的声音里出现了一个空洞。她会突然跳回时间更深处，叙述战时少年军内的体验。那些经历有共通之处。但莉莉大体上还是表现得很平静，这让她直白冷静的叙述获得了一种野蛮的暴力。
作为听众的我不止一次因为自己的生理性别而感到不适。我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为男性的另一些人能够做出如此恶行，并为我无法给出一个解释而羞愧。想要在这篇报道中找到一些骇人听闻的细节的读者会失望，我会将它们留给法庭。
莉莉试过申诉，但杰克·威尔逊与斯坦有交情，她的控诉石沉大海。由于她的“恶名”，虽然她的精神状况肉眼可见地恶化，教员和其他学员理所当然地认为那只是顽固分子的疯狂。莉莉在那段时间更加频繁地“违反纪律”，故意违反每一条可能违反的规矩。少年军的身份变得重要。她开始自残，试图轻生。学员身上的生理数据探测装置让她一次次被从死亡边缘拉回来。她有严重的睡眠障碍，但因为她会将安眠药囤积起来，医务室最后拒绝给她开药。
“所有人都看得见我，但我也是透明的。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污渍，他们都恨不得我快点消失，但又不愿意给我自愿消失的权力。”
我很想写，莉莉并非完全孤身一人。但那种说法淡化了她经历的孤立和漠视。在我们的对话中，我小心地询问有没有哪怕一个人注意到她的状况，莉莉以陈述事实的口气告诉我：“我试过告诉自己我是爱他的。但最后，我实在做不到。如果没有阿廖沙，我早就死了。”
阿廖沙是阿列克谢·冯霍恩在莱辛改造营内更广为人知的通行名字。他们是彼此唯一的朋友。与一些揣测截然相反，他们并没有恋爱关系。莉莉坚称他们的关系连朋友都够不上。采访中，她花了很长时间试图给与阿廖沙的牵绊定性，不是朋友，不是恋人，甚至不是同类。莉莉说她也不了解阿廖沙，有时候甚至会怕他。到最后我也不确定我是否理解了他们的关系。无疑的是，他们对彼此有特殊的意义，极度依赖对方。“我会为他做任何事，他也一样。”这句话在如今看来，更像噩兆。
6月6日之后，我试图追踪阿列克谢的生平，但很快走进死路。能弄清的只有他被赫伯特·冯霍恩－－一位前帝国外交官－－收养，因此获得了这个姓氏。关于冯霍恩一家有许多传言，但无一能够确凿证实。帝国投降之日，冯霍恩一家在家中地下室服毒自尽，所有私人和官方机密文件都被事先付之一炬。冯霍恩家的养子不止有阿列克谢一人，我在一所医院找到了幸存的唯一另外一人。他在被征入少年军后负伤，双目因激光照射失明。但他拒绝谈起在冯霍恩家时的任何事，对于阿列克谢，他只说“无可奉告”。
而莉莉的叙述也在1月19日那里突兀地中断了。她开始模棱两可，不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说斯坦需要服用很多止痛药来盖过腿部旧伤，有时候也会依靠名为“愉悦”的药剂提神。他服药过度并不让她惊讶。随后，她就跳到了斯坦死后。
采访时我就认为她显然知道什么，但她还不够信任我。
莉莉没有提及阿列克谢对斯坦的态度。她对于斯坦之死异常的沉默是否是对阿列克谢的保护？我询问她为什么要接受采访，告诉我她告诉我的一切，她是否想要正义的裁决。莉莉笑了：“我要正义有什么用？我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些。也许在另一个营地有另一个我。说不定还来得及。”
但莉莉可能也没料到更多人会以那样的方式知晓这一切、比她愿意对我透露得还要多。
事件发生之后，莉莉由于情绪失控被送医。
05
莱辛丑闻曝光之后，莉莉短暂进入过公众视野一次。
三天前，莉莉受检察官传唤，为重启的调查作证。检察院门前全都是事先得到消息的媒体。下车到登上台阶进入大门内的这段路凶险、易于发生冲突和意外。她戴着帽子和口罩，在改造营和检方人员的陪同下前行。检察院方面准备不足，场面非常混乱。
有人搬出从莱辛毕业的前学员的说法，询问莉莉是否与斯坦有恋爱关系，他们的纠纷其实是男女纠葛引发的情杀，她是否真的在案件当日神志不清。甚至有记者质疑阿列克谢·冯霍恩自白的真实性，暗示他和莉莉只是以极端的方式博取公众注意力，意在美化少年军形象。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如果她真的有勇气证明改造系统的弊病，那么应该真的站出来，而不是那么蒙头捂脸地藏住身份。
莉莉站住，突然将帽子一扔，然后去扯口罩。在场所有人都看到了她怒气冲冲的眼睛。
“那好，给你们看就是了。反正我没有什么要藏的！”那时的莉莉是平静的所有反义词，和与我谈话时判若两人。
同行的人立刻用身体遮蔽住莉莉，但还是有记者抓拍到了口罩落下的瞬间。
场面失控，莉莉被立刻送回车里。同行的改造营教员与拍照的记者爆发口角，险些升级为肢体冲突。最后，在现场的一位备受尊敬的资深同行走过去，将相机抢过递给那位教员：“我们还不至于不像样到这个地步。”
那天的冲突成了记者圈子里人人见面都要议论几句的话题。
莉莉同意接受采访的时候，预见到了自己可能会面对的攻击，并且对此直言不讳。在采访中，她有两副声音，一副声音用词直接到粗俗，另一副圆滑而老练。
“大概会有人叫我叛徒，不论是帝国还是这个新秩序，我对哪边都没什么感情。我不觉得改造制度本身应该被废除。有人的确被它帮助甚至拯救了。我还有其他少年军成员从小理所当然接受的许多事确实是错误的，必须有人告诉我们。但方式出了问题。”
“大概还会有人骂我是狗杂种是婊|子，但那和我没有关系，我不在乎。”说这话的时候，莉莉露出了斗士般的无畏神情。
停顿了一下，她露出真假难辨的讽刺表情：“但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只是把另一个版本的正确事实塞进脑子里没法真的让人改变想法。而如果要打感情牌，就会一不小心走得太近，那又会成为新问题。不管怎么说，也许我这代人的一部分人就是无可救药。我们是帝国留下的一笔难处理的遗产，不能扔掉，但是放着也只会造成麻烦。等我们被淘汰干净，问题就解决了自己。”不等我说话，她又笑了：“不过，‘我们’到底是谁呢？”
06
采访倒数第二个问题，我照例询问莉莉对于未来的计划。她像是早就准备好应对这种问题的答案，应得有些太快，但又十分有她的风格：“我不知道，先生。如果不介意的话，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但明摆着她不需要也不会接受他人的建议。那态度让观者不免有些担心她是否会因为过于有主见而做出无法挽回的决定。但我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对她说教。她的人生经验远远要比我复杂沉重。
最后，我告诉她，依照法律，我撰写任何相关稿件都必须使用化名。我想知道她是否有偏好或是忌讳。她耸耸肩，让我随便选一个。但她随后又轻声说：“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我不喜欢自己的名字，那是福利院按照收容顺序分派的。我就会想，生下我的人有没有给我起过名字，如果有，那又会是什么样的名字。”
我们之间相隔的桌子上的餐巾有铃兰图样。
“谷中百合，我喜欢这个词组的发音。”她抚摸着白色花朵刺绣说道。
铃兰，谷中的莉莉，有幸福归来的含义。
就那么定了。
作者有话要说：Lilyofthe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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