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才上任两个月左右，朝廷的财政窘迫也不可能立刻就得到根本性改善，显然皇帝暂时还不可能将之调职，所以还不必过于着急，监管问题到时候再议也来得及。
当务之急，还是先把大户部的架子搭起来再说。
心学派在本次丁亥南察中，损失了大本营南直隶地区不少位置，士气方面比较低落。高务实这道奏疏上去，虽然申时行和王锡爵都大为紧张，外界对此也议论纷纷，但却没有形成太大的阻力。
次日一早，朱翊钧的圣旨就下来了，批准同意户部进行四侍郎制度改革，增设右侍郎两名，分管即将设立的审计署与关税署。
与此同时，圣旨中还明确要求户部尚书高务实尽快举荐两侍郎及十一司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各级官员，要求他与吏部商议之后立刻上报。如吏部与他有不同意见，则两种意见同时上报，“朕自有宸断”。
话虽如此，其实不管是皇帝还是外廷其他官员，大家都觉得这句话只是句套话。吏部乃是实学派自隆庆四年年初以来一直的大本营，杨巍虽然不能算是完完全全的实学派，但从一直以来的表现看，显然他不可能反对高务实的举荐，所谓意见冲突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存在。
这么一来，高务实位于昭回靖恭坊的尚书高府再次变得门庭若市起来，形形色色各类官员都想方设法希望引起高务实的注意——这多么官帽子掌握在他手里，而且一听名目就知道几乎全是实权职务，谁不想去分一杯羹？
不过很可惜，高务实府上“高挂免战牌”，门子客客气气告知前来拜访的官员们同一句话：“老爷交待，近来事忙无暇会客，还请贵客体谅则个。”
别说其他官员了，便是实学派出身的官员都进不了高府大门。那就没法了，大伙儿只好陪着笑脸，留下自己的拜帖告辞而去。
高务实倒也不是故意做作，眼下这种敏感时刻，他的确不便会客，否则你有你的渊源，他有他的关系，大家都跑来求官，高务实到底给谁不给谁？无论怎么做都不好，还容易遭人非议——这几乎是必然的。
事实上，对于分管两署的两位侍郎人选，高务实心里其实已经有了决定。
主审计署的户部右侍郎，高务实打算举荐杨俊民，主关税署的户部右侍郎，高务实打算举荐赵于敏。
杨俊民字伯章，号本菴，乃是故兵部尚书杨博之子。其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拜官户部主事，历任礼部郎中。隆庆初年升为河南提学副使，万历初年曾任太仆少卿。其父杨博辞官退休，杨俊民也主动辞官，侍奉父亲回乡。
后来杨博去世，他在丁忧期满之后起为原官，今年丁亥京察正好考满，考绩为优，满足升迁条件。
高务实用杨俊民，虽然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派系考虑，需要将晋党继续团结在实学派内，并且保持其作为自己主要臂助的目的，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杨俊民本身精于财务。
这个年代的山西官员比较另类，其中表现优秀的大抵分为两种：一种精于边务，一种精于财务，杨俊民属于后者。
在原历史上，杨俊民在万里十九年至万历二十七年这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一直官居户部尚书一职，只此一点便看得出他长处所在。
要知道，户部尚书这个位置可不好干，尤其是碰上朝廷用度开销巨大的年景，一个弄不好就是丢官去职，甚至被追究责任的下场。终明一朝，户部尚书“出事”的几率非常之高，完全称得上是高危职业。
杨俊民显然不算运气好，因为在他任职户部尚书的这段时间里，爆发了援朝抗倭之战。
虽说此战真正的军费其实是以朱翊钧内帑提供为主，户部只能算打了个下手，然而爆发这样规模且持续数年的大战，对于国内的经济也是有严重影响的。
杨俊民的功劳就在于，没有让此战严重影响道国内的民生，各项经济指数基本平稳，也因此他的位置才坐得稳稳当当。
当然，彼时辽东的情况还是比较惨的，不过高务实不能拿他跟自己比——人家可不是几百年后穿越回来的。
不过高务实不打算让杨俊民分管关税署，因为杨家本身也是大富之家，族中产业颇多，同时也做边贸买卖，与土默特的贸易额相当不小。
虽然不曾听说杨俊民本人在原历史有什么经济问题，但高务实为了避免出现“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监督自己”的情况，还是打算让他管理审计而非关税。
至于赵于敏，这是高务实的老熟人了，在广西时便已熟识。而且赵于敏在京中没什么厉害靠山，因此很早便于高务实搭上了线。后来在一些事情上赵于敏也一直都站在高务实的阵营里，不曾有所动摇。
另外，或许是赵于敏在广西时便见识了高务实的经济手段，他此后在外地为官时也照本宣科地模仿过不少，效果倒也不差，看起来对财政工作有一定的理解。
赵于敏已经做到湖广右布政，单从品级上来说完全可以调任户部侍郎。同时，高务实也需要从自己的人里提拔一部分，这样才能形成向心力。
只不过这两个任命有一点点小问题：杨俊民和赵于敏都是山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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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今天家里有客，没法加更了，顺延一日。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