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北方的平均商税(除掉京华)大概只有百一百二(1%、2%)，而南方商人还是此前张四维趁机搞偷袭之后才收了个百五(5%)，且并没有囊括整个南方，只有南直隶和浙江两地在收，临近省份如江西、湖广、福建等都没有推行，两广之类就更不必说了。
5%的税率也能叫重税吗？当然不能，但问题不是这么看的。有句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南方商人眼中，这事很简单：凭什么你们商税只有百一，到了老子就成了百五？老子就这么好欺负吗？
当然不好欺负了，人家背后站着偌大的一个心学派呢！
实学派和心学派之间的矛盾之所以很难调和，“道统”是一方面，利益则是另一方面。
高务实一直以来都主张稳扎稳打，这一次非要在商税上下功夫，一个主要原因也是他知道这种矛盾指望调和是不可能的，只能如大舅张四维那样“趁机偷袭”。
趁机趁机，首先得有机会才行，那么现在有吗？
有。
朝廷等米下锅一般急着要钱，这就是机会。
本来，如果朝廷急着要钱是要用来做其他事的话，比如什么维修三大殿之类，心学派方面会有很多理由来拒绝。然而现在朝廷等着用钱的理由是很正当的，处理宗室问题是心学派也拒绝不了的诱惑，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击败残元，心学派对此虽然无可无不可，但表面上却也难以说不——此乃二祖列宗之遗愿，你拒绝？
这就是高务实选择现在就干的原因，这个机会错过了，将来只怕更难搞。
胡执礼对于高务实把话说得这么直白有些不适应，他总觉得高务实似乎直接把他当做实学派的一员来对待了，听完之后总有些坐立不安的意思。
程文当然没有这种感觉，他只是沉吟着，苦苦思索这件事究竟能不能办成。
作为实学派的高层之一，程文很清楚，前一次张四维在南直隶和浙江征收百五商税一事，申时行本来就是被迫答应，而后申时行本人还受到了巨大的内部压力，他之所以一门心思要把王锡爵引入内阁，本身也有这股压力的原因。
王锡爵是苏州首富，比他更能代表南方的“金主”们的利益。把王锡爵举荐进入内阁，一方面可以证明他申元辅始终站在金主们这一边，另一方面也是让王锡爵给他分担火力——万一将来还有这种事，你王锡爵总该顶在第一线吧？
而因为有了上一次的“前车之鉴”，程文觉得申时行对于商税方面的事情肯定会越发小心，也越发坚决的反对。
程文叹了口气，小声问道：“倘若元辅执意不允，司徒打算就此与心学派打一场‘商税议’么？”
“商税议”这个说法，明显是对比“大礼议”去的。高务实当然听得出来，这是程文在强调这件事的影响之巨大，搞不好会和嘉靖朝的大礼议一般波及全国，无数高官要员为此起起落落。
高务实也知道程文这话并不是虚言恐吓，大礼议之所以影响巨大，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在于这件事割裂了群臣，是有明一朝最大也最明显的政治撕裂事件，随之而来的则是新旧势力在政治上的综合较量、惨烈厮杀。
“商税议”会有媲美“大礼议”的影响吗？很可能会有，因为一旦申时行与王锡爵选择强硬反对，那么自高拱秉政至今的政治格局就会彻底打破。
实学派与心学派的斗争将再也不会如此前那样，双方各自守着自己的底线，在底线之上互相试探、争取。一旦这看似温情脉脉的面纱被彻底撕掉，双方便只能抄家伙上阵，短兵相接，除非一方倒下，否则战争根本难以停止了。
然而，作为实学派重臣之一的程文很清楚，皇帝现在恐怕并不愿意看到这一幕，他现在只想筹钱开藩禁，然后轻装上阵，积累进攻残元所需的物资、钱帛，完成二祖列宗的遗愿，中兴大明。
如果能完成这一伟业，或许将来皇帝的庙号将会是“明圣宗”，甚至可能是“明圣祖”！
圣！
何以为圣？
《谥法》中说：扬善赋简曰圣；敬宾厚礼曰圣；虚己从谏曰圣；敬祀亨礼曰圣；行道化民曰圣；穷理尽性曰圣；穷神知化曰圣；通达先知曰圣；大而化之曰圣；博施济众曰圣；极深研几曰圣；能听善谋曰圣；裁成天地曰圣；睿智天纵曰圣；百姓与能曰圣；备物成器曰圣；备道全美曰圣；神化难名曰圣。
简单的说，就是完美！
“圣祖”这一庙号创始于唐朝，为唐玄宗李隆基专为祖先老子李耳所创设，后来成为历代皇帝专门追封自己家族中极具圣德的祖先。而在后来，冠以“圣”字庙号的皇帝，通常都是有着“再定乾坤”之伟业者。
彻底覆灭残元，征服大明二百年之死敌，混一寰宇，再立新天，这样的皇帝难道当不得一个“圣”字庙号吗？
反过来，有这样的“前途”摆在面前，今上能容许此时此刻出现一场如大礼议一般的群臣割裂吗？程文很是怀疑。
但高务实的脸色很平静，只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改革旧制从来不会是一番坦途，无论前路是鹿砦拒马，亦或万丈深渊，吾辈只以天下为念。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程文叹了口气，干脆点明主旨：“若皇上不愿于此刻见我两派纷争，则何如？”
“那便说服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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