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班军制度其实早就引起了广西与贵州、湖广和广东三地的诸多纠纷，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大明军队的管辖权、使用权和军队物资供给制度的冲突。
这首先要从明代班军的供养谈起。明初，朱元璋试图通过屯田来解决军队的给养问题，规定凡旗军皆有一块面积大小不等的屯田，“有军则有屯，江南每军一名水田三五十亩不等，江北每军一名，地**十亩、百亩不等，册载卫所，军不得卖，民不得买”，所收粮食来供养官军及其家属。
但实际上，即使在明朝屯田粮食征收最高的成祖时期，卫所军也没有实现自给自足，如果把边屯估计在内，那么明初军屯的实际作用应该较“足以充军食之半”还小一点。
而广西的屯田效果则尤其之差，洪武二十九年，因新设的南丹、奉议、庆远卫和富川千户所的军饷不足，朝廷下令军士全部屯田，以供军需，但由于军队的首要任务是保家卫国，旗军精锐尽遣守城御敌，屯田只能由军余(即余丁)顶种，而随着旗军的战死或逃亡，军余必须补伍备御，屯田所需劳动力已无法保证，卫所田地或抛荒，或被豪强隐占，或被允准出租，屯政败坏已属必然。
军队的给养不足部分，别无选择地由府州县等来承担。不惟广西如此，其他都司和布政司亦然。
早在宣德十年，朝廷就规定“天下卫所仓并属府州县，惟辽东、甘肃、宁夏、万全、沿海卫所无州县去处仍旧”。
到了嘉靖初年，卫所糜烂到基本无可救药，全国各类武装力量的军需供给基本上由行政机构负担，卫所屯田所获，只能保证卫所官军的一部分支出。
广西境内的班军，除狼兵班军由本地供养外(其实也谈不上本地，而是土司自己负责)，湖广、广东和贵州班军的费用支出均由自己负责。
卫所旗军的基本生活物资由军家自己解决，这在大明是有统一规定的，如“广西地阔，寇发无时，遇有征哨，马力不足，请如旧选卫所有丁力殷实旗军……以备调用，而免其余丁二人差役，以助正军”。也就是说，朝廷实际上只是给于一些其他方面的“优惠”。
正统十年，“贵州、湖广都司，于附近广西卫所内，摘拨富实有丁官军去**”。
湖广每年一万名班军所需行粮由湖广布政司提供，“湖广所属卫分拨官军一万名，轮戍广西，岁用行粮，俱湖广解给”。
而广东就更惨了，不仅要解决自己卫所军的军需粮饷，每年还要再“协济”广西粮饷。譬如去年，“令广东协济梧镇粮饷解梧州府。自督府移镇广东，岁解梧饷就近收贮肇庆府，广西应解年例兵食差官赴肇庆关支，总督刘尧诲以为不便用，乃檄广东布政司，凡协济梧镇饷银，经解梧州府以备支解。永为定例”。
这么一来，由于广西的经常性财政支出尚多仰给于广东，所谓“广西十万常供，每岁皆出东省”，就更不用说班军的行、月粮了。
面对这种责权利关系的严重失衡，贵州、湖广和广东三地官员均心有不甘(此时贵州可以不算了)。再加上由于广西环境恶劣，班军水土不服，逃亡者甚众，而中枢又一再强调班军“务足原额”，这就给湖广和广东班军的清勾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所以，一方面是两地官员均以卫所军减员甚众、补班困难为由，希望减班或撤班。
另一方面则是班军在广西时，也不是很乐意听从广西地方文武官员的命令，公开抗命虽然不敢，但是阳奉阴违、拖拖拉拉什么的，那就司空见惯了。
姜忻这么一说，高务实一下子就明白了很多事。比如为什么一个八寨之乱，广西巡抚自己搞不定，非得劳动两广总督出马——首先就是广东班军不肯听话啊，再加上广西没钱，两广总督不带着赏银过来，那支部队肯出真力气？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没钱害的！
高务实叹了口气，暗道：朱元璋这个老农民，弄的什么破制度……
以高务实来看这个班军的问题，其实只要从财政体系上改动一下，就一点麻烦都没有了。
比如说，广西出现战乱，班军作战的军饷等开支直接交给广西自己来负责，广西固然是没钱的，可是中枢可以拨款啊，中枢直接拨款到广西，广西拿着这笔钱去搞定叛乱，这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至于中枢哪来的钱……湖广、广东上缴给中枢就行了。
啥，你说这根本没有变化？湖广和广东还是出工又出力？
那是当然，可是问题在于，这样一来地方上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矛盾了啊，至于湖广、广东会不会对中枢不满……请问你不满又能怎样？
中枢之所以是中枢，本来就应该拥有对地方的财政管辖权，应该拥有这种财政随时分配的权力，这是中枢权威的象征，更是保障！
结果按照朱元璋这套搞法，中枢居然自己把自己摘出去了，任由下面各省扯皮。
你这个行政效率能提高那简直就见了鬼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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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的八千先搞定了，剩下的两千我尽量还是今天补齐……我不喜欢欠账。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