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这左隽将那昔日恩怨讲得是精彩纷呈，引人入胜，堪比天桥说书人。然堂上倾听并记录的各位官员则无不冷汗直冒，难以下笔。可知这左隽所言非同小可，所道之事可谓是那代理统领黄元善的旧日丑事。然众所周知，黄元善自入职东宫伊始，便是当今圣上心腹，圣上颇为器重。如今若是将这黄元善丑事公之于众，不仅黄元善晚节不保，且圣上亦是面上无光。兼了这等旧事亦属私密隐闻，知晓后保不定引火烧身，遂在场官员皆不敢记录在案。
当日审问结束，审问官员自是问不出甚像样的结论，只得先行散去。不料大理寺卿穆莳回府之时竟从马上摔下，当即摔伤了腿，无法行走，为证明自己伤势属实，穆莳命家人请来太医，命太医确诊。随后方持了太医所写脉案药方向圣上并吏部告假，道是伤势过重，无力行走，惟有坐卧家中。景治帝不得已只得批准。随后又命人传召刑部右侍郎炎煜，询问其伤势可有大愈，正可接手黄元善之案，奈何传旨官吏回报曰南安王仍卧床将养。此番相隔不过半月，半月前，刑部正复审周家椽之案，彼时无论这大理寺卿还是刑部侍郎，无不雷厉风行地调查审讯周氏之案，却在半月后的黄元善之案中双双百般推诿，撇清关系，不得不令人生疑。念及于此，景治帝不禁暗地里寒毛直竖。随后又加派大理寺少卿作为第三名主审。
几日后，迫于当今一日一道圣谕地催促询问审案进展，刑部尚书郭应霖终于上奏景治帝曰：“……行刺之凶犯，始则一味混供，迨昼夜研鞫，据供系河南人，名左隽，直认行刺不讳，而讯其行刺之由，尚属支离狡诈……”
却说景治帝见罢这等结果大为震怒，道是刑部审讯刺客已逾多日，却惟审出这等结果，实属昏聩无能、敷衍了事。随即景治帝连发四道圣旨，第一道圣旨指示郭应霖曰：“步兵统领衙署重地，竟有凶犯胆敢持刀行刺，实属情同叛逆，亟须严刑讯究。”第二道圣旨指示郭应霖：“务必得到真相，严厉惩办凶手。”第三道圣旨指示郭应霖曰：“此案审讯重点：首先需审清行刺原因，其次务必审清行刺的幕后主使。”第四道则是一道密旨，暗中指示代理步兵统领的右翼尉曰：“务必注重巡捕各营动向，防止营中士兵生变；且千万加强京中治安。”
此番除却景治帝不满之外，刑部侍郎高文铭亦是大为不忿，接旨审案之初便知长官故意拖沓延误，浑不上心。只道是以这般办事态度，如何能查出真相？如此行事，少不得耽误妨碍自己查出真相，愧对于自己“铁面无私”之称。
除此之外，还有那不满之人，正是黄元善的亲信左翼尉寅康。话说此人正是当初黄元善在东宫当值之时的同僚，有同派系之谊。遂此番待黄元善任代理步兵统领之职后，便也提拔保举寅康入职步兵统领衙门之中，做了自己手下之左膀右臂。正值他二人权力到手，坐拥高位之时，不料黄元善偏遇刺客行刺之事，生生将自己仕途飞升之景截断于半途之中，怎不令了寅康心下不甘。遂寅康待朝廷下达彻查此案之旨后，忙不迭私下前往刑部求见刑部尚书，请求加入审讯团队，只道是自己乃黄元善下属，其遇害遭冤，若无法亲眼得见幕后凶手绳之以法，定无法服众。此番郭应霖怕招致非议，遂只得允其之请。而郭应霖并了高文铭亦曾单独与寅康密谈，打听黄元善履历品行诸事，那寅康自是大赞黄元善乃是清官，而那左隽所道之言纯属任意污蔑之语，全无可信之处。然此次密谈具体所言何事，无论是郭、高二人抑或那寅康，皆未留下只言片语的记录。
而待与寅康密谈之后，郭应霖所思所想尚且不得而知，高文铭却是愈发相信刺客左隽背后，是大有隐情。然如此一来却亦令高文铭越发疑惑，若此事当真并非是那左隽自己所言是私怨报复，这样一场精心筹划之局，真正欲对付之人，只怕便不仅仅是这一区区的代理步兵统领了。念及于此，高文铭不禁打了个寒颤。
正是在景治帝发下四道圣旨指示郭应霖并右翼尉之后两日，景治帝再度下旨加派顺天府尹并通州知州一道参与审讯左隽，严令务必查出行刺幕后之因。至此，此事的审讯官员已近十人。